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纽约华人援交女:不做这行根本活不下去

2019-10-01 03:11:02 来源:环球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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纽约华人援交女:不做这行根本活不下去(组图)

“这份工作容易做吗?当然不。但这是一份糟糕的工作吗?也不算,因为它真的能赚很多钱。 ”

现居纽约最大的华人法拉盛,来自中国福建的性工作者Candy如是说。

Candy现年41岁,出生在福州,小学毕业文化。15岁开始在工厂打工,每月工钱不到100元。她结婚很早,丈夫是一间海鲜加工厂的工人,只上过一年小学,却常年赌博、嫖娼、家庭暴力,经常把Candy和儿子打的浑身是伤。

那是80-90年代,福建移民风潮最盛的年代。Candy在亲戚朋友的建议下,决定想方设法去美国谋生。在前后历经十年、三次从东南亚、韩国、中东偷渡失败被遣返后,她终于在第四次从墨西哥偷渡入境美国成功。

在一个福建蛇头的安排下,Candy花了50天,穿越了数十个国家,到达美洲的墨西哥。她至今都记得,自己如何蜷缩在卡车狭小的后备箱中动弹不得,经过七个小时车程到达边境丛林,之后徒步跨过几座山,翻山越岭进入了美国境内。

到美国第一件事,就是还债。

Candy曾许诺蛇头,成功到达美国后给他7万美金,却没想到前三次偷渡已经把积蓄花光。东拼西凑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,仍然欠蛇头3万刀。

为了还债,Candy刚到美国便四处打零工赚钱,然而英文不好、没有学历、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她,只能兼职做几份零工:在华人家庭做保姆,在中餐馆当服务员。每月收入1000多美金,付了纽约高昂的房租之后便所剩无几,根本无力还债,更别提寄给家人。

想起那个丈夫,和留在家乡生活窘迫的儿子,Candy明白:自己必须下决心在美国扎根,还债,拿到合法身份,把儿子接到美国生活。

一次偶然的闲聊,Candy听餐厅老板娘说起当地做性工作者的华人小姑娘,每月能挣将近一万刀。起初她很抗拒,但在巨额债务和为儿子提供美好未来的压力中,这份抗拒很快便土崩瓦解。

做出“下海”的决定,Candy只用了1天。

“不做这行,我在美国根本无路可走。”

Candy托朋友联系到一个曾经的鸡头,请人家吃了顿饭,请教在纽约做性工作者的途径。鸡头告诉她,想赚钱就自己单干,去华人报纸上面刊登广告,留下联系方式。

 

个体性工作者招揽顾客的广告模板

纽约华人性工作者最常见的宣传方式是在华人报纸上打广告

Candy马上照做了。刊登广告花掉她200美金,也很快带来了第一位顾客。

这份钱无疑是好赚的。每次服务能得到100美金的报酬,以及20美金左右的小费。抛去每月1000美金的房租、1000美金的生活开支,Candy生意好的时候每月能挣7000刀,生意不好也有4500刀。一般纽约的性工作者工作至晚上八九点,便收工出门约会或跟小姐妹泡酒吧,但Candy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,每天工作至晚上十一点,攒下的钱全部寄回家乡,大部分用来还债,小部分补贴家用。

Candy的客户一半以上来自中国大陆,剩下的来自港澳台大中华地区,以及东南亚华裔。Candy从来不接美国客户,因为怕是扫黄的卧底警察。

问起Candy有没有经历过危险,她也遭遇过三次抢劫。第一次她刚开张不久,一个温州男人到她家假装客户,抢走了500美元现金和两部手机。后来她才学聪明,家里不再放大额现金。

尽管有危险,但她还是选择这种“个体户”经营,赚得更多,也比在发廊做按摩小姐更自由。如果为别人打工,老板会拿40%的提成,还容易被警察清扫抓捕。

 

从十几岁到60岁,在纽约有很多像Candy一样的华人性工作者。

她们通常都是以旅游、商务签证入境;也有申请野鸡大学的学生签证,只读一学期然后退学的例子。等在美国安定下来,就黑在当地。由于语言不通、文化程度低,只有性服务行业是赚钱最多最快的工作。做几年之后申请政治避难绿卡,永久留在美国。

Candy说虽然生活艰辛,但是她从不后悔偷渡到美国,

“留在中国的话,我的生活会比现在悲惨。”

她早已为未来做好计划:再做几年还清债务,就在美国开个餐馆,把儿子接过来。谈到这里,Candy眼睛里第一次露出希望和憧憬。

像Candy这样在纽约的华人性工作者,从事这个职业的原因各有不同。

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,这份职业都是无奈之举。她们和Candy抱着几乎一样的目的,为赚更多钱而来到纽约,到目的地才发现没有学历、技能、资源的自己,想多赚钱只能出卖身体。

 

电影“Bitter Flowers – 下海”剧照

住在地下室的华人性工作者

也有一些女孩是主动出海从事性服务行业。有的因为家里急用钱,有的是对物质生活的极度渴望,也有的女孩因为男友或老公沉迷赌博或者投资做生意失败,在外面欠下大量债务,怂恿自己的女人出海卖身帮他们还债。这类女孩往往因为放不下对伴侣的感情、不忍心看到男人走向绝路,于是主动联系中间人(鸡头)偷渡到海外工作。

如果在国内从事性服务行业,她们很容易被抓,风险高不稳定。也只有相貌身材极其出众的年轻女孩才能赚钱。但在国外,无论是年轻女孩还是年纪稍长的妇女,都能比国内多赚数倍。年轻漂亮的姑娘可以开价到150刀每次,稍微年长一点的可以收80刀。

还有一群女性,是被人贩子以海外打工的名义,骗到红灯区卖给鸡头。现年36岁来自广西柳州的小郑说,十年前她和另外两个女孩听信城里一名年轻男子,说带她们到美国去赚大钱,

“在纽约做服务员一个月赚的小费都比国内工厂做半年的钱多。”

为去美国她们先被安排去了趟日本,在护照上留下盖章,又做了许多签证资料和培训,伪装成富家女旅行者的身份入境。

没想到,刚在纽约降落,她们便直接被带到法拉盛发廊做按摩女。

前3个月没有一分工钱,当做“带她们过境的中介费”,后来每个月给200美金生活费。在那样的环境中,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,碰上恶劣的客人,还会被强迫做各种变态的服务。

后来,小郑在一位好心客人的帮助下交钱赎了身,也通过中介办理了在美合法身份,但她的麻烦依然没有结束——由于没有颜面回到家乡,又没有赖以谋生的一技之长,没过多久小郑便只能重操旧业,做起了个体性工作者。

无论主动或被动从事这个行业,唯一可以确认的是,这些海外华人性工作者都丝毫不喜欢这份工作。

她们被当做物品,站成一排供顾客挑选。客人从头到脚打量她们的身体,仔细琢磨她们的“品相”,没有客人真正把她们当成人类来对待。客人会拒绝使用安全套,会声称服务不周拒绝付款,会打骂她们,反正她们也毫无反抗能力。

原因很简单,性工作者群体在海外能够寻求帮助的渠道非常有限,遇到危险她们通常因为非法身份而不敢报警。即使在欧美、在纽约,社会上仍然存在对性工作者的歧视,人们不由自主想远离她们,她们被社会隔离孤立。政府亦对色情行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半公开地允许卖淫。

在有些地区,理论上她们可以向当地女性与人权非营利组织NGO寻求帮助。可是NGO的资源和覆盖范围有限,再加上她们自己也觉得羞耻,不愿意向他人暴露自己的职业,因此生活状态仍然面临巨大困境,埋下心理疾病的种子。即使以后想改行,她们既没有渠道接受其他职业的培训辅导,也无法向雇主解释过往职业经历。

 

电影“Bitter Flowers – 下海”剧照

被国外社会隔绝的华人性工作者

其实,当你走出纽约,站到其他国家、地区的红灯区街头,也能时不时看到“出海”从事性工作者的华人女性身影,这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几乎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。

有人前往性行业发达、生活成本低廉的东南亚做站街女;随着大量中资企业在非洲的入驻投资,有人到非洲专门服务这些常驻海外有性需求的企业员工;美军驻扎阿富汗和伊拉克时,也有人在驻军营地附近做流动性服务工作者,解决美国士兵的性需求。

在这些国家,华人性工作者更不会得到任何保护。尤其是一些性产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,如东南亚、拉丁美洲国家,官方的性产业营收就占国家总经济收入的10-15%,加上庞大的地下色情产业想必数字可观。

 

东南亚红灯区

孤身一人在海外没有亲朋好友没有尊严的日子里,支持这些性工作者们的信念只有一个:早日赚够一大笔钱,然后好好过日子。

千山万水远渡发达国家的华人性工作者们,几乎都想在本地扎根定居;而在亚非拉国家的女孩们,多数打算挣够钱就回国。她们的结局不尽相同,幸运的人在本地结婚生子做生意,过上趋于正常稳定的生活;不幸的人存款寥寥无几,回国也不得不重操旧业,预见悲惨晚年。

“想到账户里的存款和倒计时回家的天数,在这边再苦再累都能坚持下去。”

在印尼雅加达红灯区工作的娜娜,打算在28岁之前攒够钱,回到家乡湖南,与同乡的适龄青年结婚生子,重新开始。

“其实也就那几年苦,咬牙熬过去就好了。”

来自湖南常德近60岁的方姐,年轻时在洛杉矶做性工作者,后来遇到了现在的老公,用两人合起来的积蓄开了餐馆和美甲店,过上了做老板娘的安稳生活。

“我以后回国,最担心的肯定是这段经历被人发现,哪会有男人肯娶我啊!”

22岁在新加坡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小周,始终担心回国后因为这段经历被男人嫌弃,再也没人想跟她过日子。

世间苦修大抵如此,有人半路全身而退,也有人一辈子深陷迷途。

日复一日,法拉盛住宅区寻常人家的灯火,在入夜前准时熄灭。只剩几盏诱惑显眼的粉红霓虹灯,暧昧恍惚地映着窗影,见证着风尘马蹄的来去无踪。

责任编辑:甄遁嫫 CN037